口述人：黄锦炎

采访整理：张婧亭

一、 从无到有： 上外西语专业应运而生

上世纪6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随着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中拉交往密切的需要，上海外国语学院开设了西班牙语本科专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1960年，上外西班牙语专业正式成立。张绪华老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他为创办上外的西语专业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当时的上外，严重缺乏西班牙语专业教师，作为唯一的一位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教师，张绪华担任了上外西语教研室主任。他和浦允南老师、卢传山老师一起，承担了西班牙语专业教学的全部课程。

浦允南老师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多国语言。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商学院英语专业。二战期间，曾作为语言专家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当翻译，也曾作为国民党外交部随员被派往巴拿马担任外交使节。在巴拿马，浦先生凭着语言天赋和有效的学习方法，仅花了半年时间就掌握了西班牙语。当时国内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浦先生在巴拿马街头用流畅的西语激情演讲，向巴拿马人宣传中国的抗战，宣扬正义与和平。解放后，浦允南来到华东革大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今上外)学习俄语。作为高材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当了俄语专业的教授还担任过俄语系主任。但不久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撤掉系主任职务。上外西语系成立后，精通西班牙语的浦允南便由学校调入西语系，和张绪华、卢传山等老师一起教授西班牙语课程。

1960年，上外西班牙语专业共招收了第一届15名学生。第二届招收了10名学生。我是第二届学生。我上大一时，是浦先生给我们教课。第一届学生上大二，则由张绪华教课。浦先生教授语言自成一套体系。作为他的学生，我们都受益匪浅。后来张绪华老师、卢传山老师和语言学专家王德春老师一起专门研究总结过浦允南老师的语言教学法。

当时上外西语专业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倡导老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那时上外西语专业没有自编教材，用的是北外编写并邮寄来的油印(就是打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印刷的)教材。这样，上外学生总是比北外学生晚一个礼拜拿到教材。但是学生很刻苦，老师教学也是认真而得法。没有教材，学生预习就听课文的录音，听出新单词就查字典，等拿到教材，学生对课文已经相当熟悉，6天的课程只用4天便全都掌握了，自习课做作业和在教师指导下核对作业。剩下的2天则用来聊天，大家用西语讲新闻、谈生活、讲故事、说笑话，天南海北地随意畅谈，老师与学生融成一片。单词不够用了老师当场补充，下课了，黑板上总是留下满满一黑板的常用新单词。

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西语口语水平进步很快。当时还有一个提高口语的办法，就是参加西语戏剧表演、西语歌曲演唱活动。当学生用西语表演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的作品时，因为感情非常投入，原来背出来的大段大段的台词，在舞台上就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很自然地脱口而出。每演一次话剧后，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西语的口语水平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当时学校的硬件条件非常简陋，练习西语听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围坐在一台破旧的录音机旁听纸带录音，录音质量很差，声音很嘈杂，学生几乎是把耳朵贴在录音机上听。听力训练的内容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西语广播录音。这样的练习使学生掌握词汇和表达方法能跟报刊新闻用语同步，所以每天上课前，值日的同学拿份报纸就能比较流利地把报上的标题和主要内容用西语表达出来。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我们上外西语专业全体同学参加了上海人民声援古巴的游行示威，大家在人民广场齐唱西语歌“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那是怎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场景啊!几十个上外西语专业学生用西语来宣誓决心，来表达对古巴人民的声援。试想当时古巴人民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有这样一群中国学生为了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而高歌，该有多么感动啊!

我上大二时，张绪华老师接手我们班级的教学。科班出身的张老师很重视夯实基础。在读大一时，用的是“听说领先”教学法，就是教你想尽办法把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只要对方能听懂，容错度比较大。上大二时，开始学习文学作品，强调通过语法分析和语义的推敲去正确把握语言的含义。大二学习是属于夯实基础的阶段，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感觉似乎老是在原地踏步，没有大一时感到的那种学业的“飞跃”。可是一些基本功的机械性训练，提高了我们使用语言的正确性，对于后来我们的语言整体水平的提高实在是大有裨益的。

比如，背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除了背单词、背动词变位，张绪华老师经常要求我们背诵课文中文字优美的段落。其他课上我们还要背诵我国的外交政策、教育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我们个人也养成了一个背诵优美文章段落的习惯，像《百年孤独》那段脍炙人口的开头，我可以流利地背出来，这跟我大学时养成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就这样，我们大一时培养听说能力，大二时夯实语言基础。到了大三，学生都具备了自学能力。大家都学得很刻苦，效果也非常显著。可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能肯定，学的究竟是不是纯正的西班牙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和西班牙语国家的老外直接有机会用西语对话。

幸运的是，大三时来了一对智利夫妇Pedro Pacheco和Albetina Contreras担任外教。这对智利夫妇都是非常博学而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记得他们在教师进修班讲解词汇定义和用法，中国教师提出的问题，他们可以脱口而出地回答，既详细又正确，课后查阅原版词典发现，词典的解释跟他们的答复完全一致。    

Pedro夫妇给我们上第一堂西语课时，因为他们不会说中文，本来担心沟通上是否有障碍。可是当夫妇俩听到学生们嘴里说出的流利西语和地道的西班牙发音，他们都很惊奇地开玩笑说：中国学生西班牙语说的比他们好(因为他们用的是拉美发音)!学生们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因为经过外教的验证，我们终于知道中国老师教的是正宗的西班牙语!

这对智利外教夫妇是智中友好协会推荐来中国教书的，对中国非常友好。除了上课以外，他们跟学生无话不谈。Pedro先生是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政治话题。比如我们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则反驳我们说，在智利只有通过“议会道路”无产阶级才可能取得胜利。尽管辩论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辩论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使我们增长了很多见识。  

这对智利夫妇在上外执教3年，为上外西语系、也为中国的高校西语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Pacheco先生是个藏书迷，他来上外时，送给上外图书馆整整50箱书籍。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校图书馆看到盖了他的赠书章的西班牙语图书。

后来我去智利留学，一次逛旧书店，店主跟我说起他有位老顾客Pedro先生，在中国上海教书。我告诉他，Pedro是我的老师，店主话匣子大开，说Pedro是“图书馆老鼠”，挑书要求很高，买书一箱一箱买。

二、 初当翻译： 遇到的那些“囧”事儿

在大三暑假时，我第一次外出当翻译。那年召开了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有很多外国专家到会。因为在课堂上学的都是文学作品，有的还是古代作品，也因为缺乏语言的实践，发生了“食古不化”的笑话。有一次在大厅里要问一位专家夫人的姓名，我突然想起书上一种表达法，记得老师讲解时还特意强调过是问女士用的，于是我就用了。没想到旁边的专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惊动了在场的各个语种的翻译，大家疑惑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定了定神问他是否说错了，他说“你用的是我祖父的祖父的语言”。我问他应该怎么说，他告诉了我。这件事提醒了我，学外语要区分书面语和口语，要学习活的语言。

那天一位资深的法语翻译跟我说，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是老翻译了，我说我是第一次当翻译。他说，那你碰到这样的事一点儿不慌，你多大了？那年我20岁，刚上完大三。因为天天跟外教接触，说错话也不紧张，语言就是在不断纠正中学会正确表达的。

当然，翻译经验也是需要积累的。刚开始我感到最困难的一次翻译，是参观闵行新区。那时候闵行工业区正在兴建，接待方介绍的都是建设成就，什么人口密度增加、民用建筑面积、工业建筑面积与以前对比……那么多抽象的数据，听了无法在脑子里形成概念，要翻译时全忘了。我想求助带团全陪的老翻译，他在一旁看我笑话逼我翻下去，但说了一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谁叫你不记啊!”那位翻译是我老师辈的，他是在教我，从此我搞口译总是不忘带纸笔。

三、 从小到大： 西语系面临发展的机遇

1962年，上海教育部门院系调整，上海外贸学院停办，外贸外语系并入上外，西语系增加了一个调干生班和5位西语教师：曹建超、杨倬、范娟倩、邓宗熙、吴熹孙。从1963年开始，国家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阴影，教育发展的步子加快了，上外西班牙语面临了第一次发展的高潮。当年从北京招收了13名外语学校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生，组成了一个北京班。64年有个高等教育要面向工农子弟的政策，西语系招了90多名新生，分6个班级。那一年西语专业从西语系分出来，成立了西班牙语系。65年又招了4个班级80多名学生。外教最多的时候有6名。这是上外西语专业发展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

四、 “文革”动乱： 斯文扫地然而初衷不改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上半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学生就停课闹革命了。我当时在智利进修，对国内的情况知之甚少。67年回国，我发现什么都变了，那些我一向崇敬的领导人都被批斗了，有点儿恍如隔世!

记得我在北京见到我们班长，他知道我爱发表意见，所以警告我说：“回来以后说话要小心点儿。”回到学校里一看，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全校的玻璃窗全被砸烂了，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老师学生都分成了造反派、保皇派。我留校当教师的三位同学，两位被抄了家。浦先生家也被抄了，抄出一大堆藏书都被烧了。我看着被焚烧的书籍很心痛，有老师偷偷地从那堆书中拿出几本放在教研室的书橱里，“文革”后还给了浦先生。

 “文革”时期，一切与专业学习有关的都靠边站，大家都忙着“斗批改”。不过到了晚上，我们西语系还是自有一番小天地的。教研室贴着封条的书橱是可以起封的，教师们会找一些可以阅读的西语资料看一下，有的老师还悄悄地收听外文的对外广播。虽然谁都没说什么，但只要彼此一个坚定的眼神就都心照不宣了。虽然谁也不知道“文革”这场灾难要持续多久，但大家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的，坚信西班牙语专业总是有用的。到70年代末，上外西班牙语系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又一个专业的春天。

黄锦炎，1944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196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并留校任教。1966年赴智利大学哲学文学系进修语言。1979年赴墨西哥学院进修西班牙语语言学和西语文学。1994年作为西班牙政府资助的访问学者，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研修对外西班牙语教学和辞书编纂学。

执教40多年，主要教授西语专业本科各年级的基础课，高年级的翻译课和写作课，研究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西班牙语语言史等课程。2002年被评聘为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词汇学方面的研究，以及辞书编写工作。发表论文《语际信息传递与等值原则》、《商务西班牙语的语言特点》等。合作翻译名著《百年孤独》、《博尔赫斯全集》、《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等。主编《西汉袖珍词典》和《西汉微型词典》。参加编纂的辞书有：《新西汉词典》、《世界文学家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