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施永龄

采访整理：须双双、孙璐璐

施永龄老师1958年来到上外，他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和上外紧密相连。他留校任教后，原本有机会公派去英国某大学进修，1962年因国家需要被派往古巴，改学西班牙语。1965年从古巴留学回来后他开始担任上外西班牙语教师。1979年他获得了到西班牙进修的机会，原定进修两年。施老师两次出国留学和进修都遇上应召提前回国，他毫不犹豫地听从召唤，立即启程。他的想法是：“你公派出国，是国家用了老百姓的钱送你出去，你就得及时回来为国家服务。”

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了西班牙语教授，从西班牙语系主任又转任研究生部主任和图书馆馆长，在他人生道路上出现转折的十字路口时，施老师的态度非常坚定，概括起来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从他下面的口述材料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一、 中途“转行”，与西班牙语结下不解之缘

1956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种，加俄语一共四个语种。我1958年进校时是在英语系学习，一个搞英语的怎么会转行到西班牙语去的？这要从一个电话说起。

1960年，我从学校提前毕业后就留校成了英语教师，那时一边教课，一边在英语系专门为我们6个提前毕业的年轻教师开设的教师进修班进修。1962年2月的一天，正是过年的时候，有一个传呼电话打到了我们那里的弄堂小店里。那时候家里都是没有电话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往往在一个弄堂里小店门口放一个电话，小店里的人就负责接电话，然后传呼“谁谁谁，你有电话啦!”学校里打来电话突然让我去学校一趟。我赶到学校，人事处处长说：“现在我们要让你到古巴去，改行学习西班牙语。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个事情就由领导决定。你们需要我去，我就去，不需要我去,我就不去。”

处长说：“行，那就这么定了。”

就这样，学校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去北京报到了。

说起来那时候对于转行这个事情连丁点儿的犹疑都没有。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有一个概念很强烈：国家需要你上，你就上。所以需要我改行，也就丝毫没有犹豫。

当时同去古巴的一批共有18个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就我一个。说起来我们算是第一批前往古巴学习西班牙语的队伍，因为那时中国与古巴刚刚建交，西班牙语的人才特别紧缺。

在我们这批人中，大多数都有西班牙语的基础，有一些是大学西班牙语毕业的，也有几个是北外四年级的学生。另外，还有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都学过英语、俄语或法语，但是西班牙语是零基础的。

当时来自北京的同学都带着一本词典——《西汉词典》，是北外出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到了古巴才发现，因为走得匆忙，事前又不了解，所以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自习时又不便向其他人借用西汉字典。怎么办呢？于是我买了一本La Rousse字典，这是一本西班牙语—英语字典，又买了一本英西—西英字典，我就用这两本字典开始了西语的学习。一开始学得十分辛苦，为了读懂一个单词，要不断地翻动这两本字典，但渐渐地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我掌握的西语词汇量迅速扩大，也有了一点语感。大概过了半年，我们就进哈瓦那大学开始学习了。

在古巴的三年半时间里，发生过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那时古巴革命刚胜利，美国就在它边上，佛罗里达距离古巴的海岸线仅90海里，随时可能对古巴进行干涉。在紧张的形势下，古巴人民开始备战，当时宣扬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中国留学生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样，主动去献血。记得当时我献了500cc的血，那是留学生活里一件难忘的事情。回国后我共献过三次血，每次300cc，有了那次经历，也就觉得很平常了。

古巴的甘蔗收割季是全国的一件大事，大批人员去农村砍甘蔗。我们和其他古巴学生一样去帮助义务劳动。半天砍下来，手都麻木了，有时砍刀会飞出去，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晚上睡觉，蚊子特别多。

1965年8月底，我正式读学位，教育部来函让我回国，于是我提前半年回国了。回来以后就直接到上外的西语系担任教师。就这样，我从英语转到了西班牙语。

二、 从一名普通教师到系主任

上外1960年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1965年我回国时已成立了单独的西班牙语系。那时的西语系师资力量不强。在教学上主要依靠外籍教师。当时的教学不分科目，语法、词汇、精读、泛读……全是一个人教。我当时负责二年级三班，其余的一、二、四、五班都是外籍教师来教，四班有一个中国老师，但他是和外国老师合教的，基本上就是中国老师给外籍教师当助手，中国的教师加起来仅十来个人，其中有的还不在学校。

除了师资，当时的教学在教材、教案上也有困难。

那时北外编了几本书作为一、二年级教材。现在来看，也不是非常成熟的教材，但是有总比没有好。1965年，外籍教师提出自己编教材，就是以他们手头上的资料为教材，我们对这些教材的好坏也没有判断的依据。

教案也没时间写。如果真要写教案，五六个班，分个工，大家一人写两课，有个标准。但那时外籍教师很多，而且来自不同国家，有智利的、哥伦比亚的，各自的教学方式、教学计划都不一样，很难统一。不过，那些外籍教师对中国人都很友好，也确实是比较努力地想要教给我们知识。

之后，“文革”开始了。外籍教师都回国了，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很多教师就去了安徽凤阳大庙的“五七”干校，那地方很穷、很偏僻。我们种的地土质都很不好，当地农民都不种。

到了1972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和一部分老师被召回了学校，做开学的准备。第一件事情就是编教材。教材要和工农业生产知识相结合。我们这些人，在上海港务局的三区半天劳动、扛包，半天编新的教材。

开学以后，西语系还叫西语系，不过增设了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希腊语。西语系有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希腊语专业就是从那年开始的。

那时校系两级有一个革命委员会，在当时叫“三结合”，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干部各选一个人管理学校和各系的事务。我们系原来的总支书记到学校里任职去了，需要补选一个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教研室的副主任，于是我就被推选为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两个副书记之一。由于另外两个人对教学完全不懂，也不懂外语。教学这一块就由我负责。

1975年，有一部分工宣队走了，校领导要我当第一把手，当总支书记，军宣队当第二把手。我想这怎么行呢？因为每次一搞“运动”，首先批“智育第一”，我这个抓“教学”的就首当其冲，这样错误会越犯越大。正好学校需要三个人去吉林慰问在那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我坚决要求去，于是就去了吉林。

在吉林和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和县里面的干部打交道，不要在招工招生上歧视他们，在生活上给他们一些支持。

两年以后，“文革”结束，我又回到了西语系。79年通过选拔去西班牙进修两年。在期满之前，我通过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长(那时他还是院士，也是我的老师)的推荐，我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奖学金，有机会去一个大学的暑期班进修。但教育部又一次下文，把我叫了回来。

当时使馆的文化参赞给我看了教育部的文件，我也把我的情况都说了。他跟我说：“你自己决定吧，你要回去就回去，也可以期满再回国。”因为我出国时，规定时间是两年，那时候还没有到两年的时限。我考虑之后给学校发了信，学校还是希望我马上回国，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放弃这个机会，回国了。

1981年回国以后，我被告知75年西语系和俄语系合并的西俄系要分开了。学校领导希望我再当西语系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就再也脱不了搞行政的事了。

三、 把握全局，首开双语教学模式

1982年左右，西语的招生少之又少。因为根据当时的需要，专业已经饱和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各地西班牙语专业点增多，招生也相应扩大，上外就招了几百个人，再加上工农兵学员的三届，也几百人。这些人毕业以后呢，绝大多数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被迫改行。

不像现在，当时没有经贸关系，只有政治关系。拉美还没打开局面，建交国家不多，也没贸易往来。毕业生过多成了一个问题。所以由教育部主持开协调会，决定大家都压缩招生人数，上外只让每两年招一个班。

那时在系里，我是主任，张绪华是副主任。我们商议后把班级一分为二，改成小班教学， 20个人一个班，今年招10个，明年招10个。这样保持教学的连续性，老师也有课上，学生得到更多的实践，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每年都有毕业生。

另外我们考虑到西班牙语这个专业，如果只学习这一个语种的话，出去以后，就业很受限制。一个单位里，西语毕业生可能一年里面只有三个月的工作量，其他时间或许就无专业工作可做了。所以我们提出了“主修西班牙语，辅修英语”的教学模式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样，毕业生可以西班牙语用三个月，还有九个月你可以用英语工作。于是我们在上外第一个提出主修和副修的设想，毕业时西班牙语达到本科水平，英语要求达到专科水平。现在可能英语水平更高了。这样做，招生方面也比较方便，社会上也比较容易接纳西班牙语的学生。这个教学模式后来被其他的专业学习模仿。这个设想提出后，老师支持，学生也支持，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

80年代，系里面也陆陆续续自编了一些教材，有会话教材，有泛读教材等，但是都是油印版。油印版的教材比较粗糙。当时我也编了一本西班牙文学教材，是油印的。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油印的。所以学校有一个油印的车间，专门印教材的，每个系里都有专职的打字员。

统编的西班牙语教材，说老实话到现在都不完全。近年来，出版了西班牙语一年级、二年级的教材，泛读和翻译的教材都有了，另外配套的教材出了一些，都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作为上外教育出版社的特聘编审，我现在帮他们审看稿子。他们叫我作为责任编辑写上名字，我好几次都拒绝了。我说不要写上我的名字。年轻的编辑写上名字有助于将来评职称，这对我没什么意义。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需要了。稿子可以帮他们改，因为修改过的稿子质量会高一点儿。上外出的书籍质量应该高一点儿。

四、 畅谈西语教育

现在，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学校不少，那我们上外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认为师资和生源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办得好，有几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师资要好，一个是生源要好，没有这两个东西你办不好学校，当然，学校的管理是必不可缺的。

其一，生源好。学生比较优秀，他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学生好的话教的东西都能接受，都能消化。学生差一些，就像赛跑一样，跑了一百米他落后十米，跑了二百米他落后二十米，那跑马拉松跑下来(差距)就不得了。另外，进了这个学校，教师要善于引导，如果学生能消化了，有更大的潜力，就可以适当加快一点儿。一个班上中等水平的学生教学内容应该掌握好，对于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教师应该给学生一点儿指点，让他更好地进行学习。所以我很赞成我们学校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不多招生。你看我们学校比外贸(学院)的招生规模怎么样？我们的规模要比他们小多了。他们一年招2500人，我们一年招多少？才1700人。有人说，你们上外怎么搞的？你这个学校师资又多，力量又雄厚，怎么招生比外贸学院还少？其实适度的招生能使教师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备课上去。学校要掌握好整体的教学安排，校、系干部的工作就是要组织教学管理，这样你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学校恢复研究生招生是在1982年。82年我们只有英语和俄语有硕士授予权。当时审批十分严格。后来我们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专业经教育部审定，有了硕士授予权。我们西语系86年以后有三个副教授，一个是徐瑞华，一个是孙义桢，一个是我，三个副教授就具备条件可以招(研究)生了。

五、 倾注心血，创建逸夫图书馆

工作的最后几年，我又从西语系的教授成了上外图书馆馆长。

1983年，我被选为西语系主任。我跟学校领导表示这是最后一任，到期就不当了，我说我在系里面这么长时间，70年代初当到80年代，在教育上已没什么新套路了。得让新的人上来，新的人来，他有新的套路，能把系带到更高的高度去。我这任做完以后不做了。没想到85年底时学校决定调我到教务处工作。从心底里讲我很想摆脱行政工作，以全部精力去教书，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我向校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面对组织的决定，我只好服从，到新的岗位报到。几个月后，又调任研究生部主任。那时不像现在，干部没有明确的任期。5年后，我又去找校长，希望能让我回系教书。校长说没听过一个当处长的下来教书的。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第一个呢？校长说那你去国外转一圈，过渡一下。那时有去国外的项目是去阿根廷一年，或者去西班牙半年。我选择了后者。出国前夜，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回来以后请你去当图书馆馆长。

当时那一位馆长已经六十好几。我(出国)回来以后，那位老先生还没退，还在等我。因为我到岗后他才能退下来。

那时图书馆有个教育部的项目，就是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心。这个项目是对全国近四百所高校，把美国送来的赠书送到各个学校去。每年大概是五六万本，后来发展到十几万本。和美国人打交道必须要懂英语，因为有邮件的往来，还有外宾接待，于是95年后我又兼任了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国高校分配中心主任。

我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时，图书馆还是现在的行政办公大楼。现在大楼已经看不到图书馆的痕迹了。但是你们可以注意到，它的一层层次比二到五层要高，上面的很矮。因为是藏书的，不需要那么高，是按照图书馆来设计的。

随着藏书的增加，图书馆的馆舍已不够用了。我通过亚洲基金会的一个中国顾问，联系上邵逸夫基金会的秘书马林先生，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上外想建新的图书馆，得到了邵逸夫基金会的支持。按照规定，如果说一个图书馆需要三千万资金，它可以支付一千万，学校承担一千万，教育部承担一千万，各三分之一。当然，当时没那么贵，我们一开始预算(各方)只需要五百万，加起来就是一千五百万，后来规模建大了，总共用了两千多万。

图书馆的大楼原先的设计并不是这样的。当时中标的是市教育局下属的一个建筑设计院，我和负责设计的总工程师讨论，原先的设计有一个大厅，大厅里有一个旋转楼梯，一直到三楼，这样就没有留下什么太大的空间。我就说，现代图书馆的设计需要大空间，不能像过去一小间一小间的，你这个旋转楼梯一占用以后，就不能保障大空间了。他说，我这个楼梯是精心设计的，不能改动。讲了好多理由，还说楼梯去掉以后，会影响逃生通道。后来我找了同济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又通过他找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院长。我把图纸拿过去给他看，又讲了我们的设想，即采用模块式大空间的结构。他看了以后说，你们要求实用，设想还是好的，去掉旋转楼梯可保留更多的利用空间，也不会影响到安全。我又找到设计院的负责人，告诉他我们的要求

要好看，要求实用。在我们的坚持下，他最终修改了设计图纸。所以我们现在的图书馆两侧一到五层，都是500平方米，利用空间很大。

另外，为了日后实行借阅合一，方便打通，我们特意把东侧的二楼和三楼都建成500平方米以上的大空间。现在二楼的隔墙已经打通了，成了1000平方米的大空间。可以说，图书馆这个8600平方米的空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一点儿也没浪费。

六、 勤学多练：西语学习的秘诀

我的经验，学习外语要多看、多说、多问、多练。

多看。在国外的时候，我每次上街都看，看什么呢？看招牌，看广告，看鞋店、书店、花店怎么说。有的可能你知道，有的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你看了以后你就会记住了。

多说。要跟别人多说。国内的条件可能没有国外那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去了国外，就要好好利用。能不能成为朋友是另一回事，到那时交流很重要。有意识地进行锻炼。现在学习西语在国内也很方便，可以看电视。电视里的词汇、表达方式，你看了就会了解。

还要多问。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一回我在街上看到了梧桐树。梧桐树我们上海也有呀，但是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语里，梧桐树叫什么。于是我就问了身边一个西班牙同学。他竟然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告诉我这种树叫“pltano”。所以说不问的话就可能永远不知道。问了以后知道了，也不忘记了。

对西语学习而言，经常操练也很重要。背单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不断重复。今天背的时候把昨天的、前天的都看一遍，明天把今天的都看一遍，这样坚持下来，一个星期的词汇量就很大了。长期以后，学习就比较方便了。根据派生词都能联想到词汇的意思。

施永龄（2013年11月）

施永龄，男，1939年生，中共党员，西班牙语教授。1958年由上海第一师范学院转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0年提前毕业留校担任英语教师。1962年赴古巴哈瓦那大学学习西班牙语，1965年回国后任上外西班牙语教师。1979年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和伊比利亚美洲合作学院进修。历任上外西班牙语系副主任、主任，上外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馆长。1995年起担任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国高校分配中心主任，直至2010年。曾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研究，担任西语高年级和教师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并指导研究生。撰有《西班牙语指小词探讨》、《美洲西班牙语及其特点》、《西班牙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文学奖与西班牙文学》等论文。主编《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和《现代派文学词典》的西语国家条目，编写《自学西班牙语语音》，参与编写《国外工具书指南》、《青年文学手册》等。

原文载于《文脉守望——听前辈讲上外故事（第一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